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分析,

引言

马克思和恩格斯最早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作了全面的分析和批判,并且在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社会的设想。在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也属于制度学派。马克思主义不仅重视资源配置问题,而且重视制度问题,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不可磨灭的功绩。

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可能对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新社会作出具体的蓝图设计。所以,我们还应当研究新制度学派的理论。新制度学派并不否定我们上面说过的帕累托一马歇尔的边际分析方法,也承认张伯伦、罗宾逊提出的不完全竞争的现实性,但是,他们从一个完全新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这个角度就是交易费用。

他们批评古典学派实际上假定交换不需要费用,因此,假定以交换为媒介的市场制度的运行不需要费用。而实际上,谈判、签订协议,以至协议的履行和监督都是需要花费成本的。所谓新制度理论,就是指从交易费用的角度来论述制度演变的理论。美国经济学家高斯在年所写的《论企业的性质》可以被视为开创新制度理论的代表作。

按照古典学派的通常解释,垄断压制市场竞争,将会造成资源的浪费,但是,为什么垄断性的大公司有时会比分散的市场竞争带来更高的效率呢?为什么随着生产的发展,会出现垄断性的大公司呢?

高斯认为,企业外部用价格机制即市场协调需要花费交易费用,企业内部由企业家用行政手段协调需要花费管理费用交易费用超过管理费用,企业规模就会扩大,以至出现某种程度的垄断,相反,管理费用超过交易费用,企业规模就会缩小,需要市场交换。

高斯用企业内部管理费用和市场交易费用的变化,说明企业的规模变化以及垄断和市场竞争的关系,由此提出了动态均衡理论。但是,问题在于如何界定交易费用和管理费用呢?高斯的回答是不明确产权,就无法界定交易费用和管理费用,或者说得更明确些,在产权的边界上就是外部交易费用和内部管理费用的边界。

高斯举了一个例子对这一点作了说明。例如,有两块相连的土地。在一块土地上种植者用以种小麦,在另一块土地上畜牲者用以养牛。牛群超界吃麦,使牛增殖,但使种麦者受到损失,但是,如果牛群吃麦所得收入大于小麦的损失;那么,尽可让牛群吃麦。

问题在于,所得和所失究竟如何权衡?这就要依靠畜牧者和种植者合约,以牛肉和小麦的市场价格为计算依据,来确定牛群增殖和小麦种植的合理边界。但是,在产权界定不明确的情况下会产生什么结果呢?不妨设想政府是一个超级公司,它可以把这两块土地收归国有,由政府来决定畜牧和种植的合理边界。这样,有可能减少交易费用。

但是,政府决策带有主观随意性,如果界定的边界不如市场价格界定的合理,就会造成损失,此外,政府的行政机器并不是不需要花费成本的,如果行政管理费用超过交易费用,也会带来损失。因此,高斯认为,在产权界定的情况下,既可以减少行政费用,又可以减少交易费用。他指出:“创业意味着预测,并通过价格机制订立合同来从事活动,管理意味着对价格变化作出反应,在其监督下对生产要素重新作出安排。企业家把这两种职能结合在一起。”

企业家一身既有减少交易费用的责任,又有减少行政费用的责任。但是,企业家的职能是同产权问题密切相联系的。高斯是维护产权即私有权观念的。产权是否就是私有权呢?产权学派的另一重要代表人物美国经济学家阿契安的回答则是否定的。他说:“产权并不是私人的”,使用‘某人’的并不只是受所有者的任意控制,而事实上受其他人的监督。”

阿契安是从成本或费用的角度来进一步分析产权关系的。他认为,成本是一种必须放弃的有价值的机会。比如说,一块土地既可以种粮食,也可以种棉花。某人选择了种棉花,那么,棉花的成本就是他放弃了种粮食的机会。这就是机会成本的概念。这种概念的意义在于人们在作出选择时有一个逻辑顺序。

不管选择的标准如何,作出一种选择,就包含着放弃一种有价值的机会,因而也就包含着选择一种足以弥补这种成本而能实现最大限度价值的行动。在交换经济中,成本是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的。如果资源的使用不符合市场价格,那么,这种使用就不符合成本,F是就刺激人们把资源从低价值的使用转向高价值的使用。从机会成本的角度分析,成本可分为产权成本、使用成本、不可分摊的成本、边际成本、私人成本、社会成本等概念。

所谓产权成本,是指买了一辆汽车,弃之不用,任其折旧,而如要保持其产权,就要维护它。这就要花费成本,形成产权成本。所谓使用成本,是指使用这辆汽车时用汽油、或请汽车司机所花费的成本。不可分摊的成本是指养一头羊,羊毛、羊皮、羊肉的各自成本就很难分摊,只能根据市场的边际需要来确定它们的边际成本。

一头羊尚且如此,某些公共财物(如社会基础设施、水库等等)更带有不可分摊成本的性质。水库既可养鱼,又可发电,还可种植果树,造林,而水库的用水更可惠及各种事业。再如,一家工厂购买机器,是属于他的私人成本,但这家工厂所生产的烟雾、废气和噪音的成本,往往不是完全由该厂本身负担,即不属于私人成本,而靠其他人来负担,即构成社会成本。

在阿契安看来,既然成本是由社会分担的,利润也是由社会分享的,那么,产权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属于社会的。既然产权是社会的,那么,产权是否等同于公有制呢?产权学派的另一重要代表人物美国经济学家诺思认为不能简单地把产权看作是私有或公有,而要使产权结构能保证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相一致,以达到经济增长的目的。

在历史上,经济得到增长,或者发生停滞和衰退,这往往同产权结构是否有效有关。诺思认为,亚当·斯密的古典模式是以无摩擦的私人产权结构为前提的,只承认交换和分工的好处,实际上是假定交易费用等于零。但这个前提从来不存在。

他认为,从成本和收益的角度看,产权结构包括以下因素:第一,个人从增加知识和技术的存量而对社会提供的收益中所得到的份额。在历史上,由于这种份额太低,土地等自然资源的存量报酬率出现递减现象。第二,储蓄的收益率。在历史上,储蓄收益率和资本(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形成率太低,有时等于零或负数。

保障产权,实际上就是保障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第三,生育子女的个人成本和社会成本的一致性。这不仅使生育率符合人口控制,而且使个人的生育决定能适应因人口增加而增加的社会成本。在历史上之所以出现马尔萨斯式的人口危机,就是因为不存在这个条件。人口增加,农产品价格在市场上本来应该增加,但是,城市工人反对,迫使政府规定农产品的低价。

农民对土地没有产权,就不愿意增加对土地的投入,因此,要求改变土地所有权,但是,原来拥有土地的人却不愿意改变土地所有权。生育子女的社会成本增加了,而个人成本却没有增加,同时,土地的产权结构不合理,对农业投入的报酬率很低,这样,就不能达到社会最优状态。第四,选择和结果的一致性。这是理解经济组织形式演进的基础。

在非市场决策的世界上,低效率的政治结构往往妨碍经济组织形式的进化,保留过时的组织形式。落后的文化观念也会形成一种阻力。例如,搭便车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搭便车是奥尔逊首先提出来的。他发现,许多小组织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个人从某种行动得到的收益超过成本,或者个人参加这种行动易于被监督。

许多大组织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其成员可得到外界所得不到的特殊利益。但是,在大组织不可能使其成员得到这种特殊利益时,这种组织就会变得不稳定,或者消失。某些人不愿意承担大组织行动的成本而更愿意搭便车。

在日常生活中,存在着大量这种搭便车现象,造成道德的困境。即一方面有人志愿献血,另一方面人们看不到实惠,就不愿付出代价,而想限制别人行动,自己坐享其成。诺思的论述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公有制和私有制对立起来,而应该从成本和效益的角度,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角度对产权问题重新加以认识。

在现实经济中,有许多复杂的情况。经济具有外部不经济和外部经济这两种情况。一件事或一种产品的社会成本大于私人成本,就会产生外部不经济,如造成环境污染。另一方面,社会效益大于私人效益,会产生外部经济,如科技发明,种植树木。从成本和效益的角度来看私和公,既有矛盾性的方面,又有一致性的方面。再如,产品具有排他性和竞用性,又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用性。

许多私人财物如消费品具有排他性即排除别人使用,而许多公共财物(如道路、通讯、水电、水库等等)则往往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很多财物有竞用性,增加一个使用者,会使其他的使用者减少使用量,但公共财物则不然。例如,国家防务,多一个人,并不会减少其他人在国防上的安全。由于以上情况,就会出现“搭便车者”,只知享受权利,只顾得到私人的好处,而不愿尽公共义务。因此,产权理论或新制度理论比兰格和米塞斯当时的争论已经大大深入了一步。

兰格肯定生产资料公有制可以同完全竞争的市场兼容,在历史上,这是一个进步。要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无须恢复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但是,从以上分析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如果不解决同成本和效益、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相联系的产权问题,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是不可能得到发挥的,同时,也只有在市场竞争中才能形成合理的产权结构。

合理的产权结构包括以下原则:第一,减少成本,保证个人和集体对提高效益的刺激第二,解决公私矛盾,使公私利益保持一致,使个人和集体的选择与其社会结果相一致。第三,使生育子女的个人成本和社会成本趋于一致,这对发展中国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结语

第四,消除“搭便车”,这不仅同经济组织的形态、规模和管理有关,也同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有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这个问题更具有重要意义。研究“新制度理论”的意义在于,我们不能再停留在把公有制和私有制简单对立的阶段上,而应该从成本和效益以及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关系的角度重新研究社会主义的产权结构问题。

转载请注明：http://www.abuoumao.com/hyfw/253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