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学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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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考古学，从考古材料出发，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同时，不断吸收借鉴符合事物客观发展规律的理论与方法，客观探讨古代社会不同发展阶段及其所蕴含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辩证关系。同时，鉴于对人类历史发展过程及规律认识的局限性，通过考古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可以进一步解答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构建中国原始社会史体系20世纪初，学界相继出现了否定中国奴隶社会存在、鼓吹中国社会特殊论等谬论。由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开始构建中国原始社会史体系。当时，刚刚兴起的中国考古学，因能够通过调查发掘客观地重塑古代社会，被视为构建中国原始社会史的重要方法之一。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考古学者当属郭沫若和尹达。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将古文字学与古代史研究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阐释中国古代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论证了中国曾存在氏族社会和奴隶社会。尹达在《中国原始社会》中，通过搜集与分析当时新出土的考古材料，厘清中国原始社会发展线索。他在该书《导言》中，简述了中国原始社会的发生发展及崩溃过程，并明确提出，研究中国原始社会目的在于证明中国社会的发展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即阶级社会不是从来就有的，且必然会走向灭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伴随着考古工作的积极展开，考古工作者已基本建立了自旧石器时代以来各时期的年代序列，提出了攫取性经济向生产性经济转变导致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观点，初步确定了中国氏族社会的存在、繁荣和瓦解过程等，强有力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阶段论同样符合中国历史。探索中国人类起源关于人类起源问题的探索，主要分为人科起源和现代人起源。近年来，随着古基因组学研究的突飞猛进，关于人科起源的探索，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即起源于距今约万—万年的非洲。关于现代人的起源，学界仍有很多争论，主要包括“非洲起源说”和“多地区起源论”。我国考古工作者在现代人类起源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并在国际学界发出了自己的声音。随着我国境内云南元谋人、陕西蓝田人、山西丁村人和广东马坝人等大量古人类化石及余处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与研究，现已基本厘清中国最早人类（直立人）的来源。自年裴文中在北京周口店洞穴里发掘出第一个北京猿人的头盖骨至今，该遗址已陆续出土了分属于不同个体的头骨、体骨、牙齿等40余块直立人化石。研究表明，北京猿人生活在距今70万—30万年前，不仅可使用石器，而且能够制作某种复合工具。根据洞穴内发现的用石头围挡起来的火塘结构以及一些原地埋藏的烧骨、烧石、灰烬，可推测北京猿人已能够使用火。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吴汝康根据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等相关论述，提出了劳动对塑造人类身体结构所起的两点作用，即劳动造成人类体质的不平衡性或镶嵌性特征，及劳动对大脑产生了重要影响。之后，他在年出版的《人类发展史》中专门阐述了“劳动在人类特征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至80年代，中国古人类学领域里“劳动创造人”的主题逐渐转向探讨中国现代人起源问题。吴新智论证了中国直立人和智人之间形态方面的镶嵌性，同时结合分子生物学研究结果，支持了吴汝康关于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的观点，并提出“与世界其他地区存在与时俱增的基因交流”的观点。年，吴新智正式提出了关于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假说，支持了现代人起源的“多地区起源论”。而21世纪初河南许昌人化石的发现与研究进一步证明了这一假说的可靠性。探讨中国国家起源国家是社会分化为阶级之后的产物，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国家起源、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并称为当今考古学界的三大课题。其中，关于国家起源的探讨是学界至今都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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