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历程作为重要的理论,存在于我国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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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对古文化古城古国“三历程”的分析，从三个概念自身的内涵与相互关系出发。而要想更好地理解这一理论，理解其在苏秉琦文明起源理论中究竟处于怎样的位置，还必须结合三大板块理论。三历程理论是基于考古学研究的实描，而“古国一方国一帝国”是比喻性的描述。两者同样作为对中国早期社会发展各阶段的描述，本身是前后递进的关系，但采用了完全不合拍的描述方式，同时还被苏秉琦“莫名其妙”地拆分开，而不是合在一起称为“５阶段”或“６阶段”模式，反映了苏秉琦在理论创造过程中不讲逻辑，随性而为的违背科学创新原则的特点。“三历程”理论作为一项具有代表性与实践性的理论，只存在于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草创阶段。但随着研究的进展，已经少有相关实践，其研究的问题也已经被解构为如今文明起源与国家起源等研究中各个层面的问题。就这方面而言，中国考古学界无疑已经基本完成了对苏秉琦“三历程”乃至其整个文明起源理论的扬弃。

一、作为方法论的“三历程”理论

古文化古城古国主要是作为苏秉琦文明起源研究的方法论而存在，只是常常以“三历程”或“中国文明起源的典型道路”等提法表述。而真正对国家形成过程进行总结的，则是苏秉琦借用中国传统文献中“古国”“方国”等词建立起来的古国一方国一帝国“三部曲”。这些词汇的选择，可以简单理解为对中国特色概念体系的坚持。

在更深层次，则可以看作是苏秉琦对中国传统史学体系与考古学发现之间矛盾的一次调和。史书当中记载，中国最早的国家是诞生于公元前两千年左右的夏代，尽管有“中华文明五千年”等类似说法，但对夏代以前的历史，大多语焉不详。然而，考古学家却发现了年代上较夏代更早的、不同于平等的原始氏族的古代政治实体。这些发现，在中国传统的古史体系中，应该处于怎样的位置，其同夏商周等最早的国家又有怎样的关系，是摆在当时考古学及历史学家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为此，苏秉琦尝试使用“古国”“方国”等词汇定义诸如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等，并称“夏商周也是方国之君”，这样就将考古学与史学体系结合起来，很大程度上达到了“重建国史”的目的。古国、方国、帝国之间存在严格的前后相继关系，自然不能与互有包含、更多是作为方法论而存在的古文化古城古国三历程接续在一起。

原生型、次生型、续生型“三模式”，描述的是国家从产生到发展所体现出的过程。在苏秉琦看来，北方地区的红山文化晚期遗存，文明因素出现最早，且其文化因素随后向西南影响到了晋南地区的陶寺文化，并在此后发展为中国的第一个帝国—秦帝国。这一条脉络，是中国各个地区中，文化因素最为丰富，出现年代也最早的，因此是原生型文明。中原地区的夏商周，出现时间较晚，因此是模仿最早的文明而产生的次生型文明。而在历史时期兴起的北方草原民族所建立的文明，则是更为滞后的续生型文明。不过，“三模式”乃是基于当时的考古学发现所提出，因此随着新发现的不断出现，其合理性也逐渐出现动摇。除此之外，苏秉琦还提出了裂变、撞击、熔合三种文明产生的原因。

第一种“裂变”，典型案例是距今约六千年左右统一的仰韶文化裂变为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第二种“撞击”，大约在距今５５００年左右，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与辽西地区红山文化的一支于冀北桑干河流域发生碰撞，其结果是催生了辽西地区的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遗址以及玉龙等器物第三种形式是“熔合”，兴起于距今四千多年前的陶寺文化，其主要文化因素与河套、燕山以北地区有关，同时也兼具来自东方的大汶口文化和来自长江中下游的良渚文化的因素，是多种文化熔合形成的文明火花。这三种“原因”与前述概念同样使用比喻的描述方式，但却较为准确地描述了全国不同文化区系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

不过，与一般情况下将社会因素视为推动文明产生原因的观点不同，苏秉琦采用的是将考古学文化视为文明起源的显性因素，并将文明产生的直接原因，归结于考古学文化层面上发生的互动与交流的方式。选择这样处理，与其文明起源理论中所包含的马克思主义色彩不无关系。在对文明这一槪念的认识上，苏秉琦沿用了汉语中既有的对于文明的定义，即“文化”是指入类创造的一切精神的、物质的事物，而“文明”则指人类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的“文化”。由于采取了这样的定义，对于苏秉琦而言，对文明进行本体论的探讨是不必要的，重要的是如何认识文明的起源，如何在实践中，在历史与考古的结合中加深对文明起源的认识气事实上，苏秉琦曾在研究中多次强调其目的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重建中国史前史。其古文化古城古国这一实践方法，也体现了较为浓厚的马克思主义色彩。对于苏秉琦来说，“阶级起源于分工，文明起源应从社会分工说起。”？因此，在寻找到史前时期反映了社会分化、社会关系分化的古城时，他便笃信地指出，中国在此时已经进入了最早的城邦国家时代。尽管苏秉琦曾提出要破除“将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规律看成是历史本身”这一怪圈。

但可以看出，苏秉琦反对的，仅仅是机械地套用马克思主义中对原始社会史的描述，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总的来看，苏秉琦的文明起源理论体系主要包含这样几个部分：（１）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２）关于国家发展过程的古国一方国一帝国“三部曲”，原生型、次生型、续生型“三模式”理论；（３）关于进行研究的古文化古城古国“三历程”方法论；（４）关于文明产生原因的裂变、碰撞、熔合“三模式”理论。这几个部分之间，相辅相成，共同组成苏秉琦文明起源的理论框架。如果不从苏秉琦理论的整体出发，不理解其理论各项构成要素，仅从某些槪念出发，无疑便会陷入对苏秉琦各理论板块之间相互矛盾的成见之中。

二、“三历程”理论的批判与解构

首先应当注意的是古城这类遗存的存在与判断问题。苏秉琦所谓古城，是指已经显现出城乡分化、社会关系分化等特征的遗存所在，在考古学中，现在对这类遗存有着专门的名称一中心聚落？。但在苏秉琦所列出的古城中，既存在由夯土城垣围绕的典型城址如陶寺遗址，也存在只有祭祀类遗存而未发现集中的居住或生活类遗迹的红山文化牛河梁、东山嘴遗址；在建有城垣的古城中，陶寺遗址的面积近４００万平方米，即使仅计算城址，面积也达２８０万平方米，而王城岗遗址大城与小城相加也只有约５０多万平方米。这样复杂、多变而又缺乏定量分析标准的情况，可能与当时学者们缺乏对这类遗存更为深刻的认识密切相关，但却使得后来者很难把握苏秉琦所谓古城的确切特征。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与之相类的，还有对城市起源的考古学研究的兴起。进入２１世纪之后，随着ＧＩＳ技术、环境考古、动植物考古等考古学方法和手段的运用，人们对早期聚落、城市及其发展演变有了更为深入和全面的认识。苏秉琦所谓古城及其相关研究，实际已经具象并扩展为考古学中这一系列的研究，并成为当前史前考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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