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教学的深耕者

来源：光明日报

中国人民大学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李秀林（-）教授一生志存高远、睿智勤奋、治学严谨、诲人不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教学中卓有建树。他撰写和主编了《什么是哲学》《辩证唯物主义新探》《时代精神的哲学反思》《中国现代化之哲学探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等著作与教材，无论在生前还是身后，都产生了关键而深远的影响。李秀林致力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发展和普及等方面，都作出了卓越的历史性贡献。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尽管不幸英年早逝，乘鹤西去已35载，但先生的艰辛探寻和高深造诣，至今仍值得认真梳理与汲取。在李秀林诞辰90周年之际，追寻其思想与风骨，显得尤为必要。

1.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理论探索

李秀林的哲学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探索；二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探讨。依当今视角看，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道路这两个具有核心意义的问题域。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作了相当系统深入的探索，在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上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构建与创新性发展。

在本体论方面，李秀林富有开拓性地提出了“哲学最高问题”概念。通过对恩格斯和列宁相关重要论述的细致解读，他强调应该使哲学的最高问题进一步一元化，只把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第一方面”，即世界本原是什么这一问题认定为哲学最高问题。思维能否认识世界的问题虽也是重要问题，但并非贯穿哲学发展全过程并用以划分哲学基本派别的最高问题。所以，恩格斯只是在说明了思维和存在处于何等地位这个问题何以最高之后，才说到“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世界本原问题之所以“最高”，是因为对它的回答构成划分哲学基本派别的唯一标准，同时也是解决其他问题的前提，规定了解决其他问题的方向。这一看法对于深入把握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思想富有启发性。

在真理观方面，对于一些人打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旗号，却在实际上反马克思主义、反真理的行径，李秀林深恶痛绝。在改革开放之初，他就发表了《真理不能有阶级性》的战斗檄文，驳斥了“阶级的真理”论，指出“人在真理面前应当平等”。数年后，又发表了《遵循真理本身的规律去发展真理》一文，对真理的发展规律作了总体性的思考。他指出：“实践、自由、创新三者成正比例变化，这是真理本身的发展规律。”“实践越发展，理论研究对它发掘得越全面和深刻，学术研究越摆脱束缚，理论就越会得到创新，真理就越能得到发展。”他认为，真理的源泉在于实践，生命在于自由，魅力在于创新。反之，真理就会窒息和停滞。因此，要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遵循和依据真理的发展规律。

在社会历史观上，李秀林指出，“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他特别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中的地位。“从一定意义上说，唯物史观是整个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不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不能理解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批判唯心史观……中创立了自己的哲学。”“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学说都具有决定的意义。”这些观点隐约地道出了对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种新的认识，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历史的唯物主义，或者说历史唯物主义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当然，历史唯物主义同时也是辩证的和实践的。这在当时相当不易，充分展现了他的睿智思想与理论勇气，对于反思当时居于主导地位的“推广运用说”具有重要意义。今天，学界越来越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历史的、实践的、辩证的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并非由辩证唯物主义简单“推广”和“运用”而成。

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视野中，李秀林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有机体”概念。在他看来，要适应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除了丰富、提炼和精确原有的历史唯物主义范畴外，还应研究和制定新的范畴。人们通常用的“社会”一词显得过于笼统和不确定，且容易同马克思用来专指生产关系的“社会”相混淆。因而，可以用一个新的范畴――“社会有机体”来概括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社会有机体是同自然界既联系又区别的特殊的物质运动形态，是一切社会要素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是活动、变化、发展的辩证过程。它包括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社会场”、人及其各类各级人群共同体之间的联系，以及这种联系的形塑和中介等。这一概念比别的范畴更能确切表达社会的多重性、相依性等丰富多彩的生命属性。它表征了社会历史既唯物又辩证的性质，强调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有机性”。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可以理解为：从总体上研究社会有机体及其发展的学科。这些见解把“社会有机体”作为历史唯物主义一个基础性、统摄性范畴，并作出全面分析和科学规定，对于正确认识与处理复杂的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李秀林不但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各领域的基础理论，而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发展也作了深入反思，思索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繁荣之路”。他强调，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既要坚持，又要发展。只有坚持，才谈得上发展；只有发展，才是真正的坚持。“繁荣的哲学既是真正把握了世界的哲学，又是真正为世界所把握的哲学”，是“真实地把握了时代脉搏的哲学”，是“科学地预示世界未来整体发展的哲学”，而且是“自觉地实现自身的哲学”。后一向度的思考是深刻的。诚如马克思所言，不仅思想要趋向于现实，而且现实也要趋向于思想。他最后总结道：“解放出来，深入下去”，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繁荣之路。这对于今天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依然适用。我们仍旧需要从诸多束缚中解放出来，从众多表象里深入下去。

2.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哲学探讨

实现现代化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孜孜以求的梦想。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和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深深吸引着李秀林为之废寝忘食、潜心求索，甚至在为《悄悄的革命》一书所作序言中发出热烈的欢呼：“让我们青年、中年和老年一起，在这场人的革命中接受现代化的洗礼！”为了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展开系统思考，他在短暂人生的最后三年里承担了“六五”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确定了研究和写作的核心思想与总体思路。

李秀林在改革开放初期强调，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研究要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石上。离开唯物史观的指导，就没有科学的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研究，必须尊重事实、尊重规律、注重经济分析。在这一原则基础上，他提出，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哲学思考，就是把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为哲学研究的客体，运用唯物辩证的理论思维把握其本质和规律，对它进行分析、论证、概括和总结，进而借助同其他各门科学的密切配合，探索其未来的发展，以此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方法论的功能。

在李秀林看来，哲学思考的首要要求，是反映时代及其精神。当今世界的主要潮流有二：一是新技术革命的潮流；二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潮流。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这两股潮流汇合在一起，形成了社会主义改革这一时代潮流。哲学的另一特点和要求，是把研究对象作为整体把握。他指出，要把社会主义社会当作一个发展着的活的有机体来把握；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当作一个多层次的有机结构来把握；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当作一个统一的辩证发展过程来把握。不难看出，这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种环环相扣、层层推进的缜密剖析。

尽管对现代化和现代性的理论探讨由来已久，但不少人仍未准确把握这两个基本概念。在《中国现代化之哲学探讨》一书中，李秀林和课题组成员对现代性和现代化作了准确的哲学规定。现代是现代人历史的活动和现代人活动的历史。现代人的社会和社会的人的这种时代的性质或属性，即现代性。这种规定性贯穿于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各个向度、各种活动中，是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诸方面与传统社会、传统人不同的各种特性的总和。如果说现代性是对现代社会或人的属性的偏重静态的描述，那么现代化就是指社会或人的现代特性发生、发展的动态过程。对现代性和现代化的这些理解，至今仍然具有学术价值和理论启示。

李秀林和课题组成员还从多个向度概括和描绘了现代化的主要特征。从经济向度看，现代化是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转变；从交往向度看，现代化是由封闭的、地域性的人际关系向开放的、全球性的人际关系的转变；从环境向度看，现代化是由顺应自然条件向改造自然环境和与自然界实现协调的转变；从活动向度看，现代化是由压制人的创造性向解放人的创造力和发挥人的潜能的转变等。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刚刚起步之时，能够提出至今仍富有科学性与适用性的思想，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这些论述既在总体的层面上考察了中国现代化的目标、主体和途径，又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情感方式和管理方式等维度，具体深入地考察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

更难能可贵的是，李秀林当时已然从逻辑的视角思索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探讨中国现代化的逻辑，或者说将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提升至逻辑的层面予以考察。受毛泽东同志所言“革命的逻辑”启发，他提出“建设的逻辑”概念，并作了深入阐释。他认为，“社会主义建设逻辑”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既包括客观规律及其系统，也包括思维（认识）规律及其系统。这是对作为“必然性”的逻辑的正确揭示，规律构成逻辑的最高层次。它对于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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