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通论大众了解哲学的一本好书

孙正聿教授的《哲学通论》,自年正式出版以来正好20年了。这部“专著性教材”的出版，在哲学专业建设和哲学教育普及的意义上，极大地推广和提升了人们对“什么是哲学”的“通识”和“教养”。在广泛而深刻的意义上，《哲学通论》的出版极大地改变了当代中国的哲学教育和哲学面貌——哲学开始按照哲学的本性进行教育和按照哲学的本性来理解哲学。这一方面反映了《哲学通论》对“什么是哲学”追问和回答的“厚重”和“灵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进入20世纪90年代所谓的“后教科书哲学”时代，人们对真正的哲学——“爱智慧”的追求和渴望。诚如哲学家艾思奇在其广泛流传的《大众哲学》的后记中曾指出的：“与其说是《大众哲学》本身的成功，毋宁说是中国一般大众的智识饥荒是太可怕了。”在此意义上，《哲学通论》确实是既满足了改革开放对哲学观念变革的时代需要，又满足了一般大众的“智识饥荒”这“双重诉求”而“应运而生”的。也因此，《哲学通论》出版后迅速得到了广泛的接受和传播，从而真实而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中国人的哲学观念和哲学教育，并成为了当代真正深受欢迎的“新大众哲学”。一、作为“哲学观变革”的《哲学通论》“哲学观念变革”是吉林大学哲学学科的“灵魂”,也是其最大的理论特色和制高点。这一变革有两大标志性成果：其一是高清海先生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其二就是孙正聿教授的《哲学通论》。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是国内最早突破苏联模式教科书体系，更侧重的是“哲学体系变革”,那么《哲学通论》就是在“哲学体系变革”的基础上，深入推进“哲学内容变革”的产物。诚如《哲学通论》的作者所言：“中国改革开放之后，重新理解哲学，或者说对哲学本身进行追问，这是当代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重大的、带有标志性的、意义深远的哲学事件。”而这一“标志性哲学事件”的“标志性成果”,就是孙正聿教授的《哲学通论》。可以说，作为哲学观变革的《哲学通论》,真正从哲学的根基处——“元哲学”追问，既真实地变革了当代中国的哲学观念，同时又真实地变革了中国人的哲学观。正是在这双重的变革中，《哲学通论》切实地推进了当代中国的哲学观念变革。在实质而重要的意义上，《哲学通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一样，都是在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地基上追问“什么是哲学”并实现其哲学观变革的。《哲学通论》以“哲学究竟是什么”为主线，以“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为核心，在思维与存在的张力关系之中，从“构成思想”和“反思思想”两个维度，也即从哲学与科学和常识的联系和区分中，具体阐释了哲学的自我理解、哲学的思维方式、哲学的生活基础、哲学的主要问题、哲学的派别冲突、哲学的历史演进以及哲学的修养和创造等七个方面的最为重大的“元哲学问题”。《哲学通论》对这些问题的追问和解答，都是紧紧抓住和围绕“哲学本身”而展开的。在此基础上，《哲学通论》方超越了传统哲学的知识论立场，揭示和论证了哲学是区别于“知识”的“智慧”,这种智慧是反思的智慧、批判的智慧、超越的智慧和变革的智慧。《哲学通论》的哲学观既超越了传统教科书对哲学的“科学化”理解，又超越了对哲学的“原理化”理解。如果说，“哲学原理”是“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与之相反的《哲学通论》就是“知其不可为而必为之”。可以说，《哲学通论》的作者以其贯通哲学史的大气、敢于理论变革的勇气和充满爱智之忱的正气，使哲学真正摆脱了教科书的僵化模式、跳出了抽象刻板的“怪圈”,回到了其“爱智慧”的本意，恢复了其鲜活生动的生命形象，重新获得了其“转识成智”的大智慧。在此意义上，《哲学通论》的“元哲学”追问，根本上超越了以经验论思维为基础的传统哲学教科书哲学，真正实现了从哲学的本性来理解哲学的哲学观变革。作为“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哲学通论》通过对“哲学本身”的重新追问和阐释，在哲学与常识和科学把握世界的根本不同的“世界图景”的联系和区分的意义上，根本上扭转和变革了人们对哲学要么“抽象化”、要么“经验化”的二元对立的理解，从而实现了哲学观念的根本变革。这一“哲学观的变革”,主要集中体现在作者自己总结的五个方面：一是变革通行的哲学原理教科书的哲学范式，从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当中解放出来；二是强化哲学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和创造精神，从教条主义的研究方式当中解放出来；三是超越对哲学的经验化和常识化理解，从简单化和庸俗化的哲学倾向中解放出来；四是突破哲学与科学二元关系的解释模式，从哲学的知识论立场上解放出来；五是激励哲学家的主体自我意识，从哲学研究的“无我”状态中解放出来。②正是通过这五个方面的变革，《哲学通论》使“哲学”找回了失去的“自我”,真正回到了哲学自身，从而完成了“哲学观”的根本变革。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改革开放后作为“有哲学”的当代中国哲学，以《哲学通论》的面貌真正出场了。这一变革和出场，实际上既实现了当代中国哲学自身的思想解放，又推动了当代中国社会的解放思想。也就是说，《哲学通论》的哲学观变革具有“双重解放”的巨大作用。但《哲学通论》的哲学观变革和思想解放，并没有为了“变革”和“解放”而走向“片面”和“极端”,也即急于用“哲学”来替代“常识”和“科学”,从而直接否定和改造日常经验的世界。恰恰相反，《哲学通论》倒是认可了常识和科学中所蕴涵的经验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在日常经验世界中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生活意义”。《哲学通论》使哲学祛除了不食人间烟火的“神圣形象”而获得了鲜活生动的“生命形象”。在这里，《哲学通论》的哲学观变革确实贯彻了一个“通”字，它既“打通”了整个哲学史，又“融通”了中、西、马，还“开通”了超越常识和科学的新哲学，因而它更像是一种新时代的“返本开新”——返回哲学史、返回马克思，开出新哲学、开出新境界。对《哲学通论》所实现的当代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哲学观变革的理论实质和学术意义，中国人民大学的张立波教授强调是从“原理”到“导论”的转变,张法教授则认为是把教科书时代的“政治型哲学原理”转为了后教科书时代的“学术型哲学原理”。这些论断和定位，确实真实而深刻地抓住和体现了《哲学通论》作为改革开放“时代精神的理论表征”的哲学观变革的巨大解放力量。在一定程度上，人们往往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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